互联网究竟改变了什么?那个因《IT不再重要》一文引发众怒的尼古拉斯·卡尔在《浅薄：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》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提出：“信息过载”已经不是虚张声势的提醒，而是令人烦躁不安的事实。这个事实不但在吞噬着人们的注意力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“失去了以前的大脑”。
另一位美国知名传媒人士威廉·鲍尔斯在《哈默雷特的黑莓》一书中以个人经验回应了卡尔的观点不和网络保持一点距离，则无法过“深刻”的生活。与他们迥异的是，克莱·舍基则认为“人类的联网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，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”。与卡尔的另一个不同，舍基将时间的敌人指向了旧媒体，尤其是电视。据他统计，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两千亿个小时。
作为新媒体的鼓吹者，舍基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，即在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前，每部书都是经典。而“在古登堡之后，人们所拥有的只是看过就丢的色情小说、乏味的游记和关于富绅的圣徒传记般的记述，这些对除历史学家外的现代人来说毫无意义”。但他认为，尽管如此，经典也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。他相信历史站在他这一边，这是“革命”式的思维，就是说他对草根聚合的社会力量持欢迎的态度。在刚出版的《认知盈余》中文版中，舍基认为，以前当你觉得有必要公开发表点意见的时候，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权利。的确如此，媒体内容不是由用户创造的。如今，每个人只要点击“发表”按钮，就可以成为信息源。
受过一定教育、有闲暇时间的人通过互联网将时间叠加在一起，就能产出巨大社会力量。这种力量催生了维基百科、脸书、微博，也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比如“众包”模式的出现。在卡尔看来，互联网使人们变得浅薄，舍基则认为：正是因为互联网的碎片化使得人们有机会将盈余时间有效组织，使其价值得到集中化呈现和爆发，比如由患者构建的“同病相怜”网站。
已故的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《最后的日记》中意味深长地说“时间即知识”。由于出发点不同，卡尔和舍基难说谁是谁非，舍基不过是站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。在舍基另一本书《未来是湿的：无组织的组织力量》中，他便开宗明义地称“沟通成本的下降所导致的组织形态崩溃，消解了既往专业与业余、职业与爱好之间的区别”。
《认知盈余》一书，有人看到的是“庶民的胜利”，有人看到的则是“开放带来的生意”。客观上说，在互联网时代，人们的确浅薄了，20世纪时很难出现思想家如英雄般受人崇敬的境况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眼里“轴心时代”的亚里士多德般的大哲更不可能出现。和身居陋室进行深刻的思考相比，由于“认知盈余”被低成本组织起来，人们也许更容易接近真相。
2005年7月，伦敦地铁和公交车发生爆炸后的几个小时里，政府坚持认为是某种功率骤增造成了此次巨大的损毁和伤亡。“可拍照手机和照片分享网站的全球化使得公众可以看见……证据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符。爆炸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，伦敦市区警察局长官就公开承认此次爆炸是恐怖分子所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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