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个文艺而理性的人
都置顶了“周冲的影像声色”
前不久，《长江周刊》为我做过一个专版。访谈中有一个问题：出身农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？
我说，更深切地了解人间疾苦，以及人性善恶。
因为版面关系，答案展不开。
我想说的太多了。
我所出生的村庄，几乎所有家庭，都被贫困这张大网所捕捞。
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户不愁吃穿，其他的，大多在贫困线上挣扎。
生存资源是土地，谋生手段是力气。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苦累贫病，不得停歇，但境况年年如一。
早在童年时，我就对教科书上鼓吹的“贫穷是一种美德”，产生深深的怀疑。
因为我知道，贫穷不是美德，而是噩梦。
它除了让你羞耻、窘迫、短视、不自由，而且会将人性中的阴暗面，逐一催生、放大、膨胀，直至不可控。
因此，穷人的犯罪几率居高不下。
相比于富人，他们更可能冲动、残暴、仇恨、铤而走险、不计后果。
萧伯纳说：“当最大的危险，即贫穷的危险萦绕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时，安全——文明最重要的基石——是不存在的。”
有一回闲得无事，回想了一下村庄里的人，发现参与过犯罪的，一双手都数不过来。
而走在犯罪边缘的，更不必说。
然而，不论如何折腾，多年以后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（甚至是全部），生活质量都没有太多改观。
依然为钱发愁，依然不被尊重，而财富、见识与资源的多寡，横向比较起来，和父辈并没什么变化。
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收支
和村里人一样，我父母都是农民，半辈子在土地上谋生。
白手起家，一穷二白。
到弟弟妹妹出生，我家全部经济来源是：四亩二分田，三亩地，菜园两个，猪两头。
来算一下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，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活下去。
四亩田，人手少，没钱买肥料，长势不旺，所以收成都很一般，亩产大概三四百斤。四亩田加在一起，大概一千三四百斤。种双季稻，双抢时节每天忙到夜深，累成狗，乘2，两千六七百斤。
新谷出来，首先要交公购粮。
公粮。公粮每亩30斤，即130来斤，满满一担谷，必须无杂质，干燥，饱满。
每年交粮，父亲都会把最好的那一担，挑到粮库去。
没有一分钱。
购粮。购粮每亩140多斤，即600多斤。有部分报酬，100斤17块。随着物价，有所浮动，但均低于市场价，大概折半。
（因为这个，我打问母亲，母亲打回村，问了一圈村里人，证明是事实，才写上来。）
交完公购粮，卖完谷，所余的粮食，年年都不够吃。
青黄不接时期，米缸已空。
怎么办？借。
借100斤谷，要30斤的利息。
一般借3担。
第二年收割，还4担。
第三年就得借更多。涸泽而渔，恶性循环。
以透支资源来填补亏空，必然导致更大的亏空。于是，在粮食上，我家就有了一个愈来愈重的负荷。
地里种花生、红薯、大豆。红薯喂猪，花生大豆收成每年大概700多斤，一部分留来吃，一部分拿来卖。
六七毛一斤，可得两三百块。
猪是最值钱、最容易变现的资产。
但一般不到200斤时就杀了，200斤还是猪苗，长势正好，一天能长一斤，但到了开学，急需用钱，没有其他方式。杀！肉一块一斤（80年代），能卖200来块。
以上就是所有收入了。
我们家五口人，衣食住行，虽然一再压缩，享乐性的东西，想都别想。（我参加工作前，家里都没有电视机，不是怕干扰，纯因穷。）
但不论如何精减开支，保健、学费，以及村里的红白事送礼，却是逃不开的费用。
犹记得每年开学前，家里的大人和小孩，都陷入浓浓的焦虑。
那时学费高，小学的学费就要140块左右。我妈说，就是把家里的余谷卖光了，也凑不齐你们的学费。
最后的举措往往是卖几担谷，借一部分高利贷，才勉强凑齐，送我们上学。
粮食有利息，钱也有利息——高利贷5分利，100块钱，每个月要还5块，一年，就得还60。
以我家当时的经济能力，还利息都难，还本金，则是不可能的任务。
就这样，利滚利，息滚息，家里负债越来越多。
我父母像两头负轭老牛，终年不松套。
忙完田里忙地里，忙完地里忙家里，到了夜里，又忙着操持家务。
但无论如何辛苦，还是越来越穷。
紧急用钱时，四处借债，考虑到我家家境，无人愿意伸手。
我说无人，真的毫不夸张。
很多时候，父亲早上出门去借钱，到了夜深回来，一分钱没借到。
谷子、花生和大豆都难卖，大家都是种田人，没谁要这个。
吃商品粮的人，到底是太少了。
有时候，父亲大清早挑着一担豆子出去，到了镇上，赔尽笑脸，没人要，夜深又挑回来。
心灰意冷，满目无光。
而且，命运不会因为穷人的困窘，而心生悲悯，对你另眼相待。
相反，你迎来的，很可能是祸不单行。
有一回，父亲被拖拉机辗过，他大难不死，活了过来，醒来后，说：“我想过，如果我残了，也不会拖累你们，就一口喝乐果（农药）死掉，不给你们添麻烦。”
他大病未愈，去搞副业。
一个人，带着一个铝罐，和一床被子，呆在原始丛林里，伐木，烘烤，背到大山那边，卖了钱后再原路折回。
路远，一天只够一趟。山路崎岖险峻，他时跪时立，膝盖磨得血肉模糊。晚上睡在黑洞洞的树林里，没有帐蓬，没有防护，野兽与夜风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有一回他看到几颗树，以为是桂皮，剥了一蛇皮袋，兴致勃勃地带回来，说可以拿来卖。
没想到什么也不是。
村里类似我家状况的家庭，虽然不多，但也不少。
在80年代，南下打工的热潮还没有兴起，大家没有其他来钱的途径，只有更努力地刨作。
土坷垃敲得更细，耘禾耘得更勤，水放得更足，农家肥挑得更多。
也许有人说，可以做小生意啊！真是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天真！
如果有那个本钱，早已境况好转。
但没有。
我在整个小学阶段，没看到我们家有过闲余的一块钱。往往要买一包盐，都得得攒上几个月。
就这样，因为制度不完善、资源短缺、人际低效、希望微渺，我们困在西西弗斯式的苦役中，日日如斯，年年如斯，循环往复。
而贫穷所带来的危害，远不止生活的不便，物质的缺乏，更可怕的，是对精神的逐渐摧毁。
贫穷后遗症
1，没有尊严，于是看轻底线
每年年关将近，都是劫难。因为要债人从腊月开始，就坐满屋子，比狠似地，逼着我们还钱。
这些债务都不多，赊肉的十几块（一般两个月吃一次），看病赊药的几十块，春耕时赊了两袋化肥，犁田时赊了两天牛，去年开学时没学费，借了别人三十块......
各种债主凶神恶煞地站着，逼迫、威胁、骂骂咧咧。
除夕晚上十点，还有人杵在我家，翻来覆去地逼债。
“今天不还钱，你们这个年就别过了！”
“再过一个月吧，开年就还！”
可是，开了年，我们姐弟又要报名，学费还没有着落。怎么还？怎么办？年关一至无宁日，愁云惨淡，无计可施。
“一个月，一个月，我都来过几次了，次次这样说。就十几块钱，哪里省一下不就出来了，还要我催几次？我们家也要过年的，没钱怎么过年？”
“明年一定还，一有钱第一个还你。”
如是再三，父亲赔着笑，好话说尽。直到转钟将临，看我们家徒四壁，孩子没新衣，盘里没油水，过年肉都没有，实在什么也掏不出，债主才会不甘地离去。
然而也有例外的时候。
有一年，我们家遇见一个顽强的债主，除夕都没走，留在我们家，睡觉，大年初一醒来，继续讨要。
我父亲毫无办法。
那时候，表叔的妹妹从外地回来，带了一个据说很有钱的男朋友，表叔在家里请吃饭，几大桌。
我们家人都去了。
债主寸步不离地缠着父亲，也去了。
我们深以为耻，其他人也面面相觑，都觉突兀尴尬。最后，表叔觉得不妥，借了我们家二十块，还了他，才走了。
我父亲年轻时生得美，争强好胜，才艺也多。无奈爷爷的成分，家底的贫薄，他不得不一再低头，去求，去借，去告饶，去下跪，去承担他年轻时所不愿意承担的一切。
但愈是这样，愈是不被尊重。
他感到四面皆墙，八方寒意，生存空间越发逼仄，渐渐自我轻贱，形成一种新的生活哲学：有钱，就有一切。
这当然没大错，但他还反过来悟了一下：为了钱，可以不顾一切。
世界不把我当人看，那么，我也不会把自己当人看。
他看到妖冶的年轻女孩，出手阔绰，有房有车，羡慕得不行，恨不得把我和妹妹也赶去挣快钱。
我提醒他：“那么年轻，又没本事，还戏戏浪浪地，这钱肯定是不干净的。”
我父亲说：“那也是本事。”
贫穷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剥削。它从你的尊严开始，剥夺自信、剥夺良知、剥夺希望，变成另一个人。
他会因为改善生活的迫切，底线一再下滑，动用非理性、非正常甚至非法手段，去满足自己。
因此，我们邻近的许多女孩，初中未毕业，就出外打工，用身体挣钱；
而男孩们，有很大一部分，在城市的某个夹缝里，用暴力谋生。
2，自觉卑微，于是不敢追求
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离开家，在镇中学住宿。
周五放学，周日返校。
返校时便会炒一瓶菜，用玻璃瓶装好，作一星期的下饭菜。
家境好的同学，可能会带些干鱼、肉片炒笋、肉片炒酸菜什么的。
我也带酸菜，干的，没啥油，灌满一大瓶。整整五天，就只吃这个。
有一回酸菜也没有，就带了一小瓶霉豆腐。
家里没钱，因此辣椒粉也没有，就是将豆腐块加了盐巴，在热锅里滚了滚。
那时学生住的是集体大通铺，被子挤着捱着，席地而摊，起床后就卷起。箱子排在走廊里。
走廊两面皆墙，光线不好，看东西不能细辨。
有一回，我用饭票（用米换的）打了饭，打开箱子，就着霉豆腐吃饭。
有几个女生经过，在黯仄仄的光线中，看见我正在吃一碗白森森的东西，除此之外，什么也没有，揶谕说：“周冲，你吃白饭啊？”
我说：“不是啊，有菜。”
她们以为我强词夺理，走远了些，簇在一起，低低地说些什么，眼光时不时向我瞟来。
再以后，我用了两毛钱，打了一碗菜汤。
汤喝完了，菜叶子一片一片挑出来，放在瓶子里。
不吃。
每次吃饭时，都挑出来，摆在饭上，让别人知道：我也有菜吃。
上初二时，我的成绩已经是全校第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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