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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:周恩来文革中三次保蒋介石干儿子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2018-03-01 22:48:14  阅读:6352 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王绍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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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众所周知,周恩来在“文革”中出面保过不少人,但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。康国雄何许人也,竟能得到周恩来专门保护?

  《周恩来书信选集》的介绍:“康国雄,是四川银行家、企业家康心如之子。五十年代起,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。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后,于一九六九年随该校迁至陕西汉中。一九七一年因病回京治疗。一九七七年正式调回北京,在朝阳区职工大学工作。原来,当时的康国雄只是一名普通教师。周恩来为什么会对这个无名小辈施以援手呢?事情得从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说起。

  康心如与美丰银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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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康国雄之父康心如是老同盟会员,参加过辛亥革命。1920年代后期,康心如收购了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,改为中资经营,几经奋斗,终于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,除经营银行外,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、四川水泥厂、重庆电力公司、重庆自来水公司等。其弟康心之、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。

  抗战期间,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,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。在任上,康心如倡议定重庆为陪都,为发展大后方经济、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,同时,他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、八路军办事处,也给过不少资助。 cript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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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恩来与康家兄弟都有来往。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,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,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“统战”工作。

  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,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。后又担任重庆市政协常委,重庆市民建、市工商联副主席,全国工商联执委,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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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57年2月,周恩来到重庆休假时,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,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,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。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:“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,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……”

  “反右”中,康心如被划为“极右派”,撤职降级。经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,获准迁北京定居。

  “蒋介石的干儿子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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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小儿子,1950年代初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,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作教师,但他有“历史问题”——抗战期间,为躲避日机轰炸,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,康国雄在那里与常来汪山散步的蒋介石偶然相识,公务繁忙之余的蒋介石,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,常跟他聊天,拉着他的手一起在山间公路上散步,并曾请他去黄山别墅玩过一次。

  此事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,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“肃反”运动中却被人诬告,从此康国雄背上了“蒋介石的干儿子”的黑锅,政治运动一来就要遭到审查,“文革”中更是多次遭到批斗。康家因此请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,以求得帮助。于是,就有了周恩来三保康国雄之事。

 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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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68年6月,章士钊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总理:

  四川康心如、心之兄弟,公所习知。在文化大革命中,该兄弟为冲击对象,自不待言。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,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,先行淹殁;而心如奄奄一息,展转床褥,加以其子国雄,横遭蒋贼义儿之诬,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,病上加病,又复祸不单行,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。因此不胜恐惧,致函于钊,求为转达崇阶,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。情节原件俱载,恕不亲缕。惟公怜而生之,无任为友呼吁之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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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封信什么时候发出,周恩来什么时候收到的?不得而知。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,是在一年半以后。  1969年底“备战”高潮中,北京机械学院奉命迁陕西汉中。这时正在“清理阶级队伍”中接受审查的康国雄,因父亲康心如病逝,暂缓离京,料理完后事,于12月中旬被押到了汉中。在康国雄动身赴陕西前夕,“专案组”一位同情他的黄先生私下告诉他,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问题,有指示传达下来,大意是: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,不予追查,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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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,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,不予追究;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,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。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。要文斗,不要武斗。

  据说,机院“军宣队”为此曾考虑让康国雄留京待分配;在“清队”阶段,康国雄每晚可以回家住宿,与周恩来的指示不无关系。但是,当时正值“清队”高潮,“阶级斗争”压倒一切,周恩来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执行。

 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和章士钊的叹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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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康国雄到汉中后,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,不能很好休息,健康状况恶化,出现了心慌、疲乏、血压升高等症状。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,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。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,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。康国雄把大夫开的证明拿给“军宣队”,遭到痛斥。康国雄悄悄把情况写信告诉妻子,要她再去找章士钊求助。

  于是,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,1970年5月27日,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,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指示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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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事后得知,这位军代表只向机院了解了康国雄的情况,得到的答复是,康国雄有“三反言行”,正在接受审查。那位军代表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“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”的指示办理,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,“康国雄无病,他有三反言行,现正在受审查。”

  周恩来给那位军代表的这封信,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,就被束之高阁。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后,那位军代表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,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。

  第三次指示和“五一六分子”的戏剧性命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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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久,“清查五一六”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。康国雄又被说成是“五一六分子”。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家人,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,强调他身体有病,要治病;“干儿子”的事并没有解决,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。

  当时,对受审查的人有“帮促组”,十几个人,天天进行“帮促”,实即批斗、逼供。在康国雄那个“帮促组”召开的第一次“表态会”上,就要他交待为“五一六”做过什么事情。他十分恼怒地说,“‘五一六’是反周总理的,我曾经求周总理帮助,我怎么会反他呢?这根本讲不通嘛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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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。机院教职工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。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。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,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的学生,被抓回来接受批判,他“揭发”康国雄是“五一六骨干分子”。大会结束后,要康国雄立即交待。康国雄只好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。

  几天后,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。连长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,然后打断康国雄的声辩,突然说:“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,认为你确实有病。党委作了个决议,同意你回北京治病。”康国雄听完此话,顿时意识到,一定是周总理又有批示下来了!他立即大声说:“感谢党中央!”连长问康国雄什么时候走,康国雄说,“今天就走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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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此戏剧性的变化,引起不小震动。一时间议论纷纷,许多人到连部去提意见。出于无奈,只好召开了全连大会,就康国雄的问题,作出解释:“康国雄的父亲在新民主主义时期,对革命有贡献,康国雄的确有病,党有统一战线政策,按政策给予照顾;康国雄的问题并未了结,治病回京后继续审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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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恩来这次批示的具体内容,康国雄是在返回北京后才知道的: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机院留守处,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,当得知确有此人,现在陕西汉中后,就转告说:“周总理指示:他有病,应回北京治病。”这时已是在“九一三”林彪事件之后,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更高了。这一次,他的指示终于得到执行。

  康国雄回到北京后,先安排在朝阳区“七二一大学”,“七二一大学”撤销后,参加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办。到1980年代,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《周恩来书信选集》时,要为周恩来给丁江的那封信作注,到处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国雄,但因章士钊原信将他的工作单位错写成“北京工业管理学校”,结果费了许多周折,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把他找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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