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我家附近的克利夫兰市的爱尔兰癌症中心接受治疗，期间有丹娜法伯和该中心的专家共同为我治疗，这个过程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价值。 发病初期，我只有一些背部酸痛感，面色苍白和容易疲劳，其他并没什么异常。 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脊椎中有一个神秘的病变：多发性骨髓瘤，会引起骨头的一系列变化，比如打喷嚏就会引起肋骨骨折和头骨软化像奶酪。这种癌症的治疗方法很少，一般无法治愈。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，在Hillard Lazarus博士的治疗下，我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化疗，还包括3次干细胞移植。最后2002年，第三次移植手术后，我的病情进展很快。 我的肾脏衰竭，不能进食，发烧达到了105度，需要靠输血来维持生命。那时候我的生活一片黯淡。我的父母和最小的妹妹都是因癌症去世，现在它们又将夺走我的生命。 通过和梅奥诊所的Phil Greipp博士磋商，我们得知当时有一种很有前景的新药PS341正在进行临床试验，现在这种药物被称为Velcade®。我们得知丹娜法伯癌症中心正在招募病人，所以打电话给那边的临床研究员Paul Richardson博士。 他马上给我回了电话，问了两个问题：“你能搬家到波士顿住九个月吗？”和“你多久能到这里？” 我的答案是“是的。”和“明天早上。” 当我们抵达波士顿时，我已经病危了。我的妻子Kathleen提前联系了丹娜法伯的 Ken Anderson博士，他在我们的旅馆房间待命，并帮助我度过了那个晚上。巧合的是，我是参加这次临床试验的第七个病人，编号为007。他说,“Bond太太,我认为这会带来好运。” 在我的首诊之日，碰到了另一个志愿者Sandy Cunningham，在聊天中他问我们打算住哪里？当我们告诉他正在寻找公寓时，他说，“住在我家吧，在科德角，波士顿城外。”我们满怀感激的住进了他在波士顿郊区的家，这是多好的人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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